春日的特拉维夫

　　天选春分日，我们从多伦多飞往特拉维夫。登机口完全封闭，进入时要扫描手掌。我的手上因残留了洗手液，扫了两次都不过关，只好去洗净再扫。很多年前，我飞往克什米尔，曾经过三道安全检查，五号电池都要交出。麻烦多的地方安全检查总是很严。

　　飞来多伦多时，邻座的女人告诉我，她来自田纳西，由教会组织去以色列朝圣，一行20多个人。两小时后，我已经了解她的家庭状况和大部分的人生经历。在美国30多年，我仍然会感叹美国人的坦诚，他们的自来熟仍让我感到温暖。此刻，隔着走道，我看到一个清瘦苍白的小伙子。他一袭黑袍黑帽，鬓角垂下小辫。嗯，他是犹太教哈雷迪教派（HarediJudaism）的成员。数年前，我去纽约布鲁克林探望女儿，她的社区与哈雷迪教派集聚区相邻。那里的男性无论老少都戴着大黑帽，长须，鬓角垂小辫。女生大多盘头或戴头巾，男女与非本教的异性授受不亲。我还注意到，社区的孩子苍白瘦弱，貌似营养不良。据说他们尽量避开现代技术，其生活方式有点儿像住在城市里的阿米什（Amish）人。犹太人在安息日一般不工作，但哈雷迪派的传统还包括日落之前必须回到住所，不开车，不使用电器。一次女儿的朋友骑车经过哈雷迪教派的社区，被一居民叫进家中帮忙关掉电灯。

　　十多个小时之后，我们在特拉维夫落地。机场的电脑扫过护照，吐出一张入境证。以色列周边皆敌国，据说从以色列入境约旦，游客随身携带的犹太教物品或被扣留，或者让游客自行返回以色列境内丢弃。敌对是双方的，如果护照盖了埃及的入境章，在飞往以色列登机口也会被仔细盘问。为避免到访以色列后再入境阿拉伯国家可能有的麻烦，海关以入境证替代入境章。我后来从以色列入境其东邻约旦，约旦也是入境证一枚。这两个国家相邻，甚至曾经你中有我，海关又明知你是从敌国入境，这些独特措施是不是有些滑稽？

　　天选团队

　　拿到入境证，我以为已经入关了。然而，赞扬高效率的话音未落，就见前面站了一群人。那个哈雷迪教派的小伙子快步超过我，眼看着他通过以色列护照通道，消失不见，而非公民通道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

　　队伍几乎不见移动，向前看，原来海关只有两个窗口办公。有经验的乘客说，一般只需十分钟就可通关，但遇到安息日（Shabbat）和赎罪日（YomKippur）则全国停摆，而今天为抗议内塔耶亚胡司法改革海关罢工了。两小时之后，我们终于走出机场。接我们的司机大概70多岁，只会俄语。我猜他是来自前苏联劳工阶层的第一代移民。犹太人从俄国和前苏联移居以色列，始于19世纪末，其后有过四五次移民潮。20世纪70-90年代初，大约100万以上的犹太移民来自前苏联。这部分移民中会讲英文的大多是知识阶层，而会讲意第绪语不在少数。虽然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都是犹太人使用的语言，意第绪语也是以希伯来字母书写，但两者在读音语法上仍有不同。以色列的官方语言是希伯来语，所有移居以色列的人都要学习希伯来语。在后来的旅行中，我发现火车站售票处，ATM机只有希伯来文，并无英文选项，而在巴勒斯坦却经常可见英文标识。

　　我们下榻的旅馆名为电影院，进门就见老式放映机。转头又看到了老式放映机、胶片盘等，不由地想起早年在中国看露天电影的“跑片子”。旅馆大厅、走廊都贴了大幅老电影的海报，里面有“飘”“雨中曲”等好莱坞影片，也有以色列的老电影。据介绍，旅馆有83间客房，每间都有影星的照片。我们的房间也不例外，可惜我不认识那位女影星。

　　大堂里贴了一张旅馆的历史，原来其前身就是一家电影院。电影院的主人是一对夫妻——埃舍尔、摩西·纳萨尼尔。夫妻俩都出生于19世纪末的亚丁，那时南也门的亚丁还处于英殖民地孟买的管辖之下。摩西的家庭贫穷，埃舍尔的家族很富有，人称“东方的罗斯柴尔德”。两个年轻人在家族的办公室相遇、相恋。相恋六年里，他们单独会面极少且短，主要靠书信以表情愫，而那些书信大多用密码写成。据后代回忆，1920年代，埃舍尔和摩西受犹太复国运动的鼓舞，移民以色列。他们在特拉维夫结婚，恋情得以公开。以色列居民绝大多数都来自国外，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很多故事。我猜纳萨尼尔夫妇的恋情也是移民的一个原因吧？只是他们的后代不便写出罢了。

　　自19世纪末，以色列的移民主要分为两大类，阿什肯纳兹（Ashkenazi）和塞法迪（Sephardi）。前者来自中欧、东欧和俄国。后者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北非和中东。早年，绝大部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称之为“科勒伊姆”的慈善机构。他们集中在“科勒伊姆”学习犹太教义，其生活方式也被称为”学者生活“。那时只有很少一部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拥有收入，生活极度贫困。相对而言，塞法迪犹太人比较了解阿拉伯世界，有些人能流利地使用当地语言，因此这部分犹太移民通常依靠手工业和贸易维持生计，极少接受资助。在以色列，这两大族群不但文化、饮食习惯不同，政治倾向也不同。如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接受资助的那部分人大多支持左翼政党，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而另一方则偏右翼，更强调国家安全和犹太民族主义。埃舍尔和摩西属于塞法迪犹太人，他们在以色列从事工商，最后投资了我们现在居住的这家“电影院”。

　　按照纳萨尼尔后代的说法，1939年，正当以色列的艰难时刻，电影院开张了。纳萨尼尔夫妇的初衷是想让电影院成为文化中心，其投资几乎耗尽积蓄。然而，因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加剧，大量犹太难民涌入巴勒斯坦。犹太人人口的快速增长，加剧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1936-1939年，巴勒斯坦地区爆发了阿拉伯起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伊尔古德组织伊尔贡（Irgun）以暴制暴，更使该地区局势极为紧张。那时的巴勒斯坦是英国的托管地，英国政府试图维持地区稳定，但又很难平衡各方利益。1939年11月，英国政府发布了《巴勒斯坦白皮书》。该白皮书限制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移民和购地权。为保障阿拉伯人的权益和利益，提议巴勒斯坦地区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和犹太人共存的国家。在这一提议遭到了阿拉伯人一如既往的强烈反对。在犹太人看来，白皮书等于推翻了1917年英国的贝福尔宣言，也就是放弃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独立国家的承诺。1938年，约有54000名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而在白皮书实施后的1939-1945年期间，移民数量被限制在每年1500人左右。迫于形势，纳萨尼尔的电影院被改造成旅馆。

　　读完旅馆历史，信步走到门外的广场上。这个广场是特拉维夫的中心，广场和主要街道都以迪岑戈夫（Dizen－goff）命名。虽然迪岑戈夫没有犹太复国运动的奠基人西奥多·赫尔兹，国父大卫·古里安那样为外界所知，但在以色列，特别是特拉维夫，梅厄·迪岑戈夫也广为人知。他于1861年出生在摩尔多瓦东部一个村庄。那个地方曾经被波兰、奥斯曼、罗马尼亚和俄国统治过。他在俄国军队服役时驻军乌克兰，退役后入学敖德萨工匠学校。那时东欧和俄国的很多城市，犹太人是不能学习手艺的，而敖德萨却容许犹太人入学。

　　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迪岑戈夫结识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表。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下，他来到巴勒斯坦开办企业，参与购地和建设。1908年，他与其他65个家庭来到特拉维夫。那时的特拉维夫还是一片沙丘沼泽，地中海边仅有一个小渔村。那年的4月11日，这66个家庭聚集一处，对一块新的犹太社区（称为 AhuzatBayit）的土地进行抽签。梅厄和妻子吉娜抽到了43号，他们在那块地上建造自己的家。1910年，AhuzatBayit的居民一致决定将其社区重新命名为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TelAviv）是以希伯来语的“Tel”（土丘）和“Aviv”（春天）组成的词汇命名的，意为“春天之丘”。随着社区的发展并成为一个城市，迪岑哥夫成为第一任市长。他对特拉维夫的建设功勋卓著，与爱因斯坦和丘吉尔等世界知名人物都有合影。迪岑戈夫夫妇无后，去世前将住房捐给了以色列。1948年，大卫古里安就在迪岑戈夫房子里宣布以色列独立，现在作为以色列独立博物馆矗立在罗斯柴尔德大街。

　　我到过的大城市里，有很多大广场以人名或历史事件命名，比如阿根廷首都的圣马丁广场（PlazaSanMartín），伦敦的TrafalgarSquare（特拉法尔加广场），慕尼黑的Marienplatz（玛丽恩广场），柏林的路德广场….，虽然那些大城市也有以独立、和平、人民等抽象名字命名广场，但中国以“人民”命名的广场大约最多吧？

　　环顾广场，街道呈放射状向四方延展。骑车的，滑板的，牵狗的，或穿梭或漫步。沿着弯曲的街道，公车从浓荫中缓缓驶来，乘客上下，不吵不闹。不知为何，我想起了70年代的上海。

　　虽是闹市区，这里以及后来我所到过其他地方都很干净，虽然人口多地方小，但建筑体量却不大。也正因为体量小，街口的建筑都为绿色遮蔽。再仔细看过去，我才注意这一圈的建筑都是白色，外观简洁流畅的线条，竟然与旅馆的一模一样。后来我得知这些建筑都是包豪斯风格，大多建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因德国纳粹政权压制包豪斯学派，学派成员流亡到此。从那时起，特拉维夫已有多达4000多座包豪斯风格建筑。它不仅成为德国之外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群体，而且也是联合国文化遗产。在继承包豪斯功能性，简洁风格的同时，当地也根据气侯做了建筑上的修改，比如为抵挡强烈的阳光，这里的露台深长带顶，而非德国式的大开窗阳台。后来我到耶路撒冷，再次注意到建筑简单坚实，窗户相对小，看着像一座座堡垒。但窗户的形状，墙面石块的修饰又不像堡垒那么乏味。我觉得在这片土地上，对人不友好的不仅是气候，也不仅是土地，最主要的是人以人为敌。

　　迪岑戈夫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喷泉。白天，灰色圆形叠层喷泉看上去就是一堆水泥，还不如那棵粉色的樱花引人注目。随着夜色降临，喷泉通体银白，望上去竟然像座水晶宫。白天喷出的水，若无蓝天映照，也不令人印象深刻，而灯光下的水略带橘色，不辜负“火与水”之名。广场四周的建筑一层都是咖啡店、餐馆和酒吧，而吃食店门口又都有露天座位。从早到晚，只要开门，总有客人，到了傍晚，往往是一座难求。

　　二十年前，在巴西的萨尔瓦多，我乘船向猴岛驶去。帆船的船尾端坐着一位老者。他干瘦，戴着墨镜，如石像般沉默。“石像”旁边坐着的却是一个美少年，他美得能让米开朗琪罗作画。午餐时，我们与那对老少同桌。攀谈中得知他们是父子，来自以色列。老人年少时随父母流放西伯利亚，之后移居波兰和以色列。谈及在前苏联的经历，老人说他加入过少先队，我听了大笑：“我们曾在同一个队伍里。”聊到以阿关系，老人说：“每个以色列人都能说至少一种外语，而阿拉伯人呢？”我问：“长期生活在紧急情况中，是不是挺可怕？”他答：“我们的收音机24小时播放，已经习惯了应对。”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说：“如果你来以色列可以联系我。”名片上写着特拉维夫大学电影系，纽约大学视觉艺术系。当得知那位老者还是比较有名的导演时，我心想难怪有个年轻英俊的儿子。如今我来到特拉维夫，想起了那位导演。虽然名片已不知所终，但所见就是一个很能享受生活的地中海国家，完全不像我头脑中的那个，经常以坏消息占据媒体头条的以色列。

　　旅馆隔壁的面包店不仅卖面包，也有沙拉、烤红薯、起司等简餐。此时店内挤满了人，我拿起一盒沙拉和Boursin奶酪，准备付款。但前面的人把餐盒放在柜台上，却不付款。她们与店主用希伯来语聊着。旁边一个老妇人看出我有点儿着急，她对我说：“七点后半价，只有五分钟了。”啊，原来如此，所有顾客都在等时针指向七点。那老妇人看了看我的餐盒，指着沙拉说：“这个半价，这个不是。”她的英语并不流利，但热心地告诉我如何就餐盒标签辨认半价。隔天，我又来到同一家面包店。正在下雨，店里人不多。一个年轻的男人进来，看到我站在餐柜前，他略带几分不好意思地小声问：“你知道这里七点以后有折扣吗？”听到我的回答，我们都笑了。店主看着我们，也笑了。

　　（作者主要作品《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此一去万水千山》；近著《安第斯山脉随笔》，湖南科技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