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衣黑帽、不用手机不上网疫情揭开了超正统犹

　　3月13日，魁北克超正统犹太社区的哈西迪犹太人理事会向魁北克省政府发起了法律诉讼，指控魁北克推出的宵禁制度严重干扰了超正统犹太教徒每天晚上的夜间祈祷。

　　而这已经不是超正统犹太教徒第一次在疫情期间与各国政府出现矛盾了。由于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以及坚持进行各种复杂的宗教仪式，超正统犹太教信徒们在疫情期间的感染率以极快的速度上涨。可是为了祷告，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不遵守社交隔离政策，甚至不惜与政府爆发激烈冲突。

　　并且，早在疫情之前，超正统教徒们平时穿着一袭醒目的黑衣，鬓角留着长长的辫子，以及坚决不用科技产品的习惯，都令人们对这个不爱与外界接触的神秘群体感到十分好奇。那么，这个群体又为何如此打扮，如此生活呢？疫情又对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和市区仅隔一座皇家山的欧特蒙地区是全蒙特利尔最大的超正统犹太社区，同时也是除布鲁克林外全北美最大的超正统社区之一。来自珠海的郭女士于2019年7月移民到了蒙特利尔居住，并在欧特蒙区的超正统犹太教社区租了一间房子和女儿居住。

　　对于最初为何选择住在超正统犹太教社区，郭女士说道自己其实最开始对他们并不熟悉：“当时来的时候对本地不了解，只是听说这个区域学校和治安都不错，因此就拜托中介找了这里的房子。”

　　不过郭女士也表示，第一感觉还是觉得比较满意，主要原因是这里居住的每一家都是大家庭，因此周围治安很好。郭女士提到，虽然超正统犹太人的穿着有些与众不同，但平时与他们的交集很少，孩子们也都很腼腆很少说话，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同时，偶尔看到超正统教徒们举行一些盛大的宗教仪式，也确实很令人耳目一新。

　　只是，当疫情爆发后，郭女士明显感到事情开始变得有些不太一样。郭女士表示：“我想他们有在尽量按照隔离规定做，但很难完全做到。遇到家庭聚会时一般会有好几家一起见面，就会出现很多人聚集的情况。”

　　郭女士还提到：“当全蒙特利尔的学校都因疫情而关门时，只有他们的学校还依然开着门。不过，很快这些学校最后也都关闭了。”

　　郭女士也说道，疫情期间超正统犹太教徒们的行为会令她感到十分担忧：“我住在三楼，这栋楼的二楼和一楼都住了超正统犹太家庭。因此，我在下楼买菜或是倒垃圾时都会遇到他们。每当他们聚会的时候我都感到非常害怕，因为他们很少戴口罩，家里的孩子们经常不戴口罩地在楼道乱跑。”

　　郭女士还提到，她每次下楼的时候都会坚持用消毒纸巾擦一擦楼梯扶手和大门把手，希望这样能稍微有些帮助。她说道，在疫情爆发后，社区内部的救护车声就不绝于耳，几乎每隔几天就能听到。而每次听到时，她也会不由得感到心惊胆战。

　　对于为何事情会发展成如此地步，郭女士表示这其中是由于超正统犹太人每天繁琐的宗教仪式太多，令他们很难像一般人一样做到隔离。同时郭女士也表示，这可能与他们的信息闭塞有很大关系：“他们不看电视，不上网，也不用手机。没有这些科技设备，他们得到的信息很少，很多关于疫情的信息都是基本靠猜。”

　　目前，郭女士已经搬离了该社区，并选择住在了蒙特利尔的皇家山地区。对于搬家的原因，郭女士坦言到一是因为租约到期，二也的确是因为在疫情影响下，继续居住在超正统犹太社区的风险太大。现在，她对皇家山地区的居住情况明显要满意的多：“现在住的地方人们普遍遵守隔离规则，我也可以在出门时不用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

　　2020年3月，网飞改编了黛博拉·费尔德曼的自传《离经叛道：我对自己哈西迪根源的拒绝》，推出了长达四集的迷你剧《离经叛道》，为世俗世界的人们揭开了超正统犹太人的神秘世界。影片讲述了出身于纽约布鲁克林哈西迪社区（超正统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的女性艾斯提，由于受不了社区与家庭极端保守的生活，最终选择离家出走到德国柏林生活的故事。

　　在剧中，超正统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被展现的淋漓尽致。男性永远穿着黑衣黑帽，脸颊上留着长长的鬓角。女性则是只能穿长袖长裙，头发要被毛巾裹住或是戴假发，不能让外人看到。所有人为了杜绝诱惑，不能使用手机，也不能上网，过着与现代社会完全脱节的生活。而人们对于“生育”一事也极为看重，婚姻必须是包办婚姻，且无法生育的妇女将会被社区所鄙夷。这些种种原因最终造成了艾斯提的出走。

　　对于超正统犹太人的描述，剧中的大部分情况的确属实。超正统派系出现于跟随着欧洲启蒙运动发生的犹太教“哈斯卡拉运动”之后。在大量犹太教徒开始走向世俗后，不少忠于传统价值观的犹太人为了保护传统，反而走向了更为极端而保守的道路，认为必须遵守上帝在西奈山启示的律法，不能出现任何变革。犹太教因此出现分裂，而超正统派也由此诞生。

　　在此之后，超正统派都穿上了黑色的外套，裤子与帽子，以便与其他教派区分开来，也更能呼应重要宗教文献《塔木德》中要求犹太人“整齐划一”的相关教导。同时为了遵循《妥拉》（摩西五经）的规定，男性的脸颊上要一直留着长鬓角不能剃。而在结婚后，男性会得到一顶蛋糕盒一样的巨大貂皮帽，戴上时在世俗人群中显得更为引人注目。

　　并且，出身于超正统家庭的孩子从小便不能与世俗的孩子们上一般的学校，而是必须去叶史瓦（犹太人专门的宗教教育机构）学习《妥拉》与《塔木德》等宗教典籍。就算结婚后，男性仍然不会从事工作，而是继续每天祷告与研究经文，家庭收入一般需要靠家中的女性外出打零工以及政府的补助。同时，超正统家庭坚持不避孕，致每个家庭一般都有着相当多的孩子，加剧了家庭的经济困难。

　　可是，为什么超正统犹太人会如此看重祷告呢？对于超正统犹太人来说，他们需要严格遵守犹太法典来生活，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根据第二圣殿时期的著名犹太拉比“正直者西蒙”所说：“世界屹立于三者之上：妥拉，敬拜以及恩典。”

　　因此，对于超正统犹太人来说，每天对律法的研究才是保证犹太人，犹太教甚至是整个宇宙的存活的关键。在超正统社区中，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便是犹太人如何在类似贫民窟甚至是纳粹死亡集中营这样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研究妥拉的故事。在如此环境的影响下，每个超正统犹太男性自然对每日的祷告尤为热衷，即使家庭收入紧张也坚决不会做其他工作。

　　只是，几十年来，拉比们的权威都在受到世俗世界带来的各种竞争。由于时代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进入劳动力。同时，互联网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了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令不少超正统社区的年轻人们被其吸引。最后的结果便是，离开超正统社区而加入世俗世界的犹太人在近些年开始飞速增加。

　　目前，超正统犹太人除了在以色列拥有大量人口，还在美国拥有约30万到40万人。这其中许多人住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布鲁克林甚至还推出了相关的旅游项目，专门带着游客参观布鲁克林庞大的超正统社区。其他拥有大量超正统犹太人的国家还有加拿大（例如前文提到的蒙特利尔欧特蒙地区）和欧洲各国。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犹太人与以色列是几乎分不开的两个元素。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犹太人为了保卫这片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土地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足以证明以色列对犹太民族究竟有多么重要。因此，当听说世界上居然还有一群“反对以色列”的犹太人时，许多人自然一时间感到非常惊讶。

　　而这一切则要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说起。自从犹太人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从以色列掳往巴比伦并成为“巴比伦之囚”后，由于以色列属于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因此犹太人想再度回归以色列的欲望便由此出现。这样的思想被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也被叫做“锡安主义”（锡安为耶路撒冷城旁的一座小山，一般代表以色列）。

　　随着近代的到来，于世界各地流亡千年的犹太人开始积累财富，并通过一块块买地的手段试图重新购回以色列（当时为巴勒斯坦）地区。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于1947年将巴勒斯坦正式拆分为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犹太国家），令以色列从此诞生，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从此由夺回以色列变为鼓励更多犹太人前往以色列。

　　但是，这样的情况却遭到了犹太教的超正统派的反对。这主要是由于超正统派犹太人对弥赛亚，也就是受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世主极为崇拜，并且坚决否认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说法。超正统派认为，只有在真正的弥赛亚有朝一日降临人间后，以色列的国民才会全部回归耶路撒冷。而以色列的存在则与弥赛亚的降临冲突，是对上帝的不尊敬。

　　超正统教徒们在很多地方也与以色列官方作对。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通过希伯来语促进犹太人的集体认同感，因此以色列此后便将希伯来语定为官方语言。然而，这激起了超正统教徒们的反感，因为他们认为希伯来语是最神圣的语言，只有在宗教仪式上才有资格使用。因此，至今超正统教徒们都拒绝在日常使用希伯来语，而是使用与德语很接近的意第绪语。

　　这一点在电视剧《离经叛道》中也有出现。当前来捉拿艾斯提的阳基和莫伊什到达柏林入住酒店时，前台看到两人的装扮以为他们来自以色列，便友好地说了一句“我们欢迎来自以色列的客人”。谁知莫伊什一听脸色便阴沉了下来，他拿出自己的美国护照放在桌上，狠狠地对着前台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来自纽约，我们是美国人！”

　　尽管对以色列充满了不满，但许多超正统犹太人还是接受了以色列的存在，并来到了以色列生活。这也要归功于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在建国后对超正统教徒们做出的一系列承诺。他保证将会把每周六定为正式休息日，全国厨房都将只提供犹太洁食（类似于伊斯兰教的清真食品），并不许任何人在那天结婚。

　　此外在教育方面，本-古里安也保证只要学校保证教授数学，外语和历史等必读科目，他就能给予超正统社区自治权。

　　然而，本-古里安还是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在与最有影响力的超正统领导人拉比哈桑·伊什商讨时，伊什明确地将超正统犹太人与世俗化犹太人比作“一头负有重担的骆驼与一头轻松的骆驼”。伊什认为，世俗犹太人已经将许多传统抛弃，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如今这些责任全部落到了超正统教徒们的头上，因此世俗犹太人必须要“让着他们”。

　　这样激进的言论自然令本-古里安大为不满，他随后反问到：“难道保卫边疆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们就没有负担了吗？如果不是他们保护着所有犹太人，敌人早就把我们杀光了。”但伊什仍然认为，正因为是超正统教徒们在每天不断地祷告，世界才能维持运转。如果世界不运转，那么士兵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最终，本-古里安不得不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不仅免除了超正统教徒们的强制兵役，还在安息日禁止公共交通，并且禁止逾越节期间面包的销售，最终才令以色列的超正统教徒们满意。而这些规矩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以色列。

　　虽然超正统犹太人只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2.6%，但他们对以色列的政治与社会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代表着以色列的未来：当世俗以色列人平均生育2.2个孩子时，超正统教徒的妇女平均要生育6.6个孩子。这导致超正统犹太教徒几乎有近60%的人口处于20岁以下，而在以色列全国，这个比例仅仅是30%。

　　尽管人口在以色列占比并不多，但超正统社区的政治影响力却非同小可，他们也用有着自己的政治组织——妥拉圣贤委员会。这个组织包括了超正统犹太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领导人，成员通常为叶史瓦的院长或是超正统拉比等犹太教中最有地位的学者们。

　　这个委员会领导着以色列的联合妥拉犹太教党，是以色列右翼势力与宗教政党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长期对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支持。作为回报，内塔尼亚胡方面也会大量拨款来补贴叶史瓦的学生们及他们的家人。在疫情期间，内塔尼亚胡尽量避免直接批评超正统犹太教徒们不遵守隔离政策的行为，并动用自己的力量尽量地为他们降低违反隔离政策的罚款。

　　同时，疫情开始时的以色列卫生部长雅科夫·利兹曼也是一名哈西迪派的犹太人。他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在17岁时移居以色列，并随后成为了联合妥拉犹太教党的重要人物。在内塔尼亚胡下令关闭许多公共聚会场所后，就是利兹曼直接向内塔尼亚胡抗议，要求解除对超正统社区的封锁。据《纽约时报》报导，当时内塔尼亚胡不满地回了一句“那能怎么办？病毒又不会尊重什么信仰。”而利兹曼则回应道：“所以得靠我们来尊重信仰啊。”

　　而超正统犹太人在以色列享受的一系列特殊待遇，也令一般以色列人感到越来越反感。平时，超正统教徒们选择性地接受了以色列的强大带来的一些福利，他们享受着以色列为犹太社区带来的国防军事，医疗保健系统，社会保障以及近期推出的疫苗。

　　然而，只要以色列官方开始以某种方式威胁超正统社区的生活，他们便会开始竭力反对并使用各种极端的方式反击以色列。在2021年1月24日，一群年轻的超正统示威者为了反对政府的隔离政策，袭击了以色列贝内布拉克市的两辆公共汽车并将其点燃，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如此行为也令人生畏。

　　对于似乎在“恩将仇报”的超正统教徒们，许多世俗以色列人都对此感到大为不满，并试图强迫要求他们从事一般工作。例如，2014年的以色列财政部长耶尔·拉皮德曾设法对超正统社区的财政支援进行了一些削减，并导致超正统教徒的男性就业率瞬间激增。然而内塔尼亚胡却由于害怕失去超正统社区的支持，最后解职了拉皮德并撤销了相应政策。

　　同时，拉皮德等人还试图推广一项政策，将在以色列国防军内部构件一个专门的部队，以便在没有妇女且特别安排洁食的情况下招募超正统社区的年轻人入伍。然而，这再次激起了超正统社区的强烈反对，被征召的士兵们在休假回家时遭到社区其他人扔鸡蛋与石头。结果，以色列国防军最终只吸引到了很少的超正统士兵。

　　拉皮德坚持认为，这些政策事关重大，直接影响到每名以色列人的社会责任。拉皮德强调：“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也应当承担一样的责任……以色列的中产阶级没办法永远为他们提供资金，他们的男人要像每个以色列男人一样入伍。这不是世俗与保守的争论，这是关于每个公民作为国家一部分应尽哪些责任的争论。”

　　正当超正统社区与世俗社区争吵德激烈不休时，疫情悄然来临了。疫情的爆发对超正统社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而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以色列的贝内布拉克市。

　　居住在贝内布拉克市的拉比柴姆·卡涅夫斯基是以色列超正统社区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他今年93岁高龄，此前做出过一系列预言，例如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预测贝内布拉克市不会遭受伊拉克的导弹袭击。

　　在疫情爆发前期，卡涅夫斯基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关闭学校与犹太教堂。他警告关闭教堂将要比开放教堂更危险，因为没有了祈祷的声音疫情会变得更糟，并警告任何给内塔尼亚胡和相关政党投票的人都将不再受到犹太教的保护，随时都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

　　在卡涅夫斯基的影响下，贝内布拉克市几乎没有受到隔离政策的影响。叶史瓦的自习室仍然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教徒，而每天的三次祷告更是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温床。犹太教徒需要每天亲吻妥拉卷，亲吻门框上的经文盒，还要不断地与他人拥抱和握手。并且，卡涅夫斯基还放话称贝内布拉克市已经得到了神的保佑，将会永远安全，因此邀请全以色列的超正统教徒们都来到贝内布拉克避难。

　　而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贝内布拉克的感染数开始疯狂增长，一发不可收拾。去年3月26日，贝内布拉克的感染数为176例，在29日就变成了410例，到31日则瞬间变成了596例。贝内布拉克市的财政长官阿里克·阿德勒惊呼：“突然之间，数据就开始攀升，贝内布拉克突然就超过了平均值。我们已经彻底失控了。”

　　此后，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以色列的超正统社区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超正统社区四次达到了以色列其他社区感染数量的两倍，分别是2020年4月，8月，10月以及2021年1月。目前，他们以12.6%的人口，占据了以色列总感染率的26%。

　　在许多超正统社区，不遵守社交隔离相关规定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着。耶路撒冷的百倍之地建于1874年，是耶路撒冷旧城以外最早的犹太人定居点之一，目前的居民基本由超正统犹太人构成。在《纽约时报》记者于2月进入这里深度采访时，记者们都惊奇地发现，不论是这里的犹太教堂或是叶史瓦中，大多数学生都在自由集会，明显违反了政府的相关规定。

　　而在小巷里，数百名超正统犹太教徒聚在一起为一名新冠病毒死者举办了街头葬礼。主持葬礼的拉比简单地提了声要求参与者们戴上口罩，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没有戴，而是人挤人地簇拥在一起。在这其中，不乏有许多思想更为极端的教徒。32岁的以西结·华沙穿梭于人群之间，并呼吁人们摘下口罩。

　　华沙表示，新冠病毒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是对犹太人不尊重宗教的报应。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更加虔诚地遵守宗教信仰。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一些悼念者戴着口罩反驳华沙，并要求他离开，但这些人并非多数。

　　同时，自从去年入夏后，超正统教徒们就与以色列警方爆发了各种零星不断的冲突。随着感染数字开始降低，越来越多的超正统教徒对政府的隔离政策感到不满。6月，联合妥拉犹太教党的副发言人以色列·艾希勒开始炮轰以色列官方，指责他们对超正统社区的封锁是在实行“反犹主义”，因而出现了居然有人指控以色列在制造“反犹主义”的奇特现象。

　　与此同时，许多拉比也继续开始无视卫生部要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并带领教徒们进行一系列祷告。到了9月，卡涅夫斯基要求所有叶史瓦必须再度开放，与以色列官方公开做对。对此，内塔尼亚胡虽然呼吁超正统教徒们遵守封锁规则，但他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政策来进行执行。

　　并且，即使疫情来的再猛烈，许多超正统家庭也仍然坚持反对现代医学。今年74岁的丽芙卡·韦特海默是最近一批受感染的超正统犹太人之一。尽管两辆救护车在当时已经闻讯赶到了她的住处，并表示韦特海默如果不被送到医院，将很可能在几个小时内逝去。然而，这却遭到了她的家人们的强烈反对。

　　三个多星期以来，韦特海默的家人们一直坚持将她留在家中照看。他们全部相信，如果患者生活在家庭的环境中，那么他们的康复将更快。但当之后韦特海默的病情更加严重时，在与拉比进行了长时间商讨后，家人们最终做出了将她送到医院的决定。只是在到达医院后的不就，韦特海默就因病情恶化而去世。第二天，她被埋葬在了橄榄山东侧的高处。

　　然而，她的儿子们在葬礼后纷纷表示，对这一切都感到不后悔。他们认为母亲的死是上帝的旨意，是注定发生的事。他们都表示，很高兴能够让她一直留在家中，并在家人的陪伴下走过最后一程。其中一个儿子莫西·韦特海默说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把她送到医院的，我们会一直让她留在家中。”

　　那么，可怕的疫情究竟对受灾惨重的超正统社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尽管的确存在着韦特海默一家人这样，即使遭受如此大的损失也固执如初的极端家庭，但在疫情影响下，许多超正统家庭还是遵守了相关的规定，并尝试着接纳线上办公与教学等新鲜事物。同时，他们的一些思想也受到了疫情的很大影响。

　　来自以色列小野学院的齐切尔曼谈到：“首先，很多开明的人意识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并不是坏人，而是在想办法救他们的命。其次，大量的死亡人数对妥拉的权威性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第三，许多超正统教徒也发现有些东西其实并非不被允许。他们发现偶尔用一下互联网不会让他们遭到天打雷劈，在逾越节偶尔违反一下教规，天也不会因此而塌下来。”

　　许多人也认为，疫情的发展加快了超正统社区接纳外来事物的速度。以色列拜特谢梅什市的市长阿里扎·布洛克是该市的第一名女市长，她表示许多城市工程部门的程序员都是来自超正统社区的女性。由于工作需要，政府出资为他们的家庭都安装了电脑。

　　而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也在不断地进入超正统社区。由于疫情到来，许多超正统家庭也不得不尝试接纳互联网这个新鲜的玩意。在超正统社区中，对网络的使用量相比疫情前增加了30%，使用人数增加了五倍。去年11月，以色列第一所线上超正统犹太教学校开业，并在一周内吸引了150名学生的注册，令全世界的超正统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够安全地进行学习。

　　布洛克还提到，疫情之后人们的视野开始变得更宽阔，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个弱小的群体，必须要拼上全力为自己的权力而奋斗，如今，他们可以把精力放在更多其他的问题上，例如环境保护，性骚扰问题或是针对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

　　布洛克表示，许多超正统社区的领导人其实是在有意地将超正统群体与世俗群体隔开。她提到，这些领导人这么做才能够让社区的人们更加依赖于他，以便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随着社区也在不断开放，这些领导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也一定会出面阻止。因此，距离超正统社区更加地融入世俗，还有着很长的一条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