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独家！环境规划院曹国志：美丽中国愿景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的愿景蓝图，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强调“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美丽中国愿景下，厘清“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明确环境风险应对思路，对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与自然之间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可持续发展的良好互动状态。人类社会发展中，对于自然规律的认知和运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尤其是“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也是认识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过程。面对风险，人们努力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规律，权衡利弊，寻求最佳平衡点。环境风险是人与自然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潜在危害后果，既包括污染排放等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也包括受损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与常规污染和生态问题类似，环境风险同样具有公害性、潜在性、持久性，不同的是环境风险又具有发生不确定性、过程复杂性、形态多样性以及危害连锁放大性等突出特征，这就决定了防控环境风险需要有更清醒的认识、更坚定的决心、更明晰的思路和更科学的方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主题，是美丽中国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坚持系统观念、底线思维、目标导向，全面深刻认识理解各类环境风险的来源、途径、受体之间的系统关系和作用机理，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缜密的防控策略方法，逐步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的应对体系。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兴则文明兴。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不断加剧，人与自然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人类开始逐步认识并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努力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当前，环境风险是人类面临的各类风险中最为根本、广泛的风险之一，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2023》中所指出的，未来十年全球所面临的十大重大风险中，有六项为环境风险。

　　回顾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程，随着目标路径不断演进、制度政策不断完善，对环境风险的认识逐步拓展和深化，环境风险防控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分量不断加重。

　　“十二五”之前，随着污染导致的健康和生态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主要侧重于污染减排和生态建设，环境风险防控主要关注应对突发性污染事故（事件）；“十二五”时期，首次将“防范环境风险”纳入国家环境保护指导思想和重点任务，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控”专章任务，在原有突发性污染风险的基础上开始向危险废物、化学品等领域的累积性环境风险拓展延伸；“十三五”时期，再次以专章系统明确提出“实行全程管控，有效防范和降低环境风险”；“十四五”以来，坚持将强化风险管控作为严守环境安全底线、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态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除继续强调常规的突发环境事件、重金属、化学物质等重点领域外，环境健康、新污染物等更加受到重视。

　　建设美丽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健康、生态安全是“美丽”和“强国”的应有之义。在经历了“总量控制”“质量改善”阶段之后，为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切实保障人民健康和生态安全，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按照“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导向向“风险防控”转变将是大势所趋，严密防控健康和生态风险、实现更高水平的保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近年来，我国环境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和应急体系逐步建立，环境健康和生态保护工作稳步推进，以“一废一库一品一重”为代表的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控严峻形势逐步得到遏制。然而，由于结构性、布局性环境风险短期内难以根本化解，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没有根本改变。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我国共有各类污染源358万个（不含移动源），其中工业源248万个；现有各类涉危险化学品企业21万余家，涉及2800多个种类；尾矿库近万座；危化品年运输量超过17亿吨，其中，公路12亿吨、水路4亿吨、铁路1.3亿吨；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3万公里。近十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3000余起。

　　总体上，我国环境风险防控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导致的突发性和累积性风险底数不清、防控体系薄弱、生态环境事件应对被动等问题仍然突出，防控与应急能力不平衡、不充分，难以适应环境风险复杂、多变、影响大的严峻态势。二是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和对环境、安全、健康问题的关注程度呈现爆发式增长，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异常敏感，环境风险防控压力日益增大。三是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次生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凸显，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等为环境风险防控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面向美丽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战略，建设与“美丽”和“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需要充分认识我国环境风险形势的紧迫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厘清四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美丽与健康、安全的关系。健康、天选安全是美丽的本质特征，美丽以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为基础。二是环境风险防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防控风险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导向和抓手，保护生态环境以防控重大环境风险为底线。三是突发性和累积性风险的关系。两者是环境风险的不同类型和形式，分别以急性和慢性暴发暴露为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防控环境风险需要两者兼顾。四是预防和应急的关系。两者均是应对环境风险的基本策略，前端预防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应急压力，后端应急可以在预防失效时提供兜底。

　　美丽中国愿景下，要以习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保护人体健康和维护生态安全为目的，按照和谐共生、预防为主、系统管控的基本原则，通过严格的制度、严密的法治、严谨的方法，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保障、夯实基础能力，分步、分区、分类建立健全以风险可接受为导向、以“源—途径—受体”风险系统管理为核心、以全过程多要素管控为支撑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更加突出保健康和护安全的目的，更加突出风险管理理念下对有毒有害和次生衍生风险的科学、系统、精准防控，更加突出全过程、多层级、社会化的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实现环境风险的严密防控和高效应对。

　　在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的总基调下，为实现环境风险可接受需要综合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目的性，以人民群众对美丽环境、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风险问题，保障公众享有基本的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二是阶段性，实现环境风险的严密防控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愿景目标的导向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客观规律，采取天选团队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方针策略，循序渐进。三是差异性，实事求是客观评估不同区域风险来源强度、敏感脆弱程度以及防控应急能力等现实状况，采取差异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遵循“源—途径—受体”风险系统防控的基本脉络，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保护核心任务等因素，综合“正向”顺推和“反向”倒推，研判环境风险防控基本路线年以前，常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解决，但会持续面临由传统重化工业、新兴产业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突发性和累积性环境风险高的挑战。需要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风险防控紧密结合，聚焦健全体系和提升能力，尽快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实现环境风险的全面管控。其中，“十五五”时期尤为重要，担负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模式、手段转型，加快实现环境风险常态化管理，从根本上扭转高风险态势的重任。

　　2035年以后，在美丽中国基本建成的背景下，我国环境质量深度改善、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环境风险防控重点以有毒有害物质累积性健康和生态影响为重点，兼顾偶发的生态环境事件，最终实现环境风险常态、精准、高效防控。